“我那时候那么小，女儿女婿女儿你为什么不保护我？相继性侵宣传希望”

这句来自女儿黄汶雯的质问，如同一根刺，自杀择直深深扎在母亲吴梅（化名）的后妈心头。面对女儿的妈选面悲离世，吴梅给出了无数种解释：“我真蠢”、剧投“真的身防不懂”、“羞耻心让我无法开口”、其孩“担心报警无果反而加重病情”……然而，别走无论理由多么充分，女儿女婿女儿都无法改变既定事实。相继性侵宣传希望

吴梅坦言：“我是自杀择直一个失职的母亲。”

2022年，后妈24岁的妈选面悲黄汶雯首次向母亲透露，自己在七八岁时曾遭受亲属张立（化名）的剧投性侵害。当时，吴梅未选择报警。两年后，黄汶雯结婚，在亲密关系中出现严重应激反应，在丈夫谢家振的支持下报警，但因证据不足，深圳警方作出不予立案决定。2024年底，黄汶雯自杀离世；四个月后，丈夫谢家振留下遗书后追随而去。

接连失去女儿和女婿，这位自认“失职”的母亲选择直面悲剧。她报名学习儿童防性侵课程，在直播间反复讲述家人的惨痛经历，多次深入学校、社区及妇联呼吁开展性教育，甚至构思开发一款专为儿童设计的长续航录音穿戴设备，旨在为受害者留存证据。

尽管因当年未及时报案而遭受网络暴力，吴梅仍坚持发声：“哪怕天天被人骂，我也要把我家两条人命的教训说给所有家长听，绝不能再有孩子走我女儿的老路。”

△吴梅正在直播讲述女儿的故事。

迟来的真相：女儿生前的最后质问

黄汶雯的房间弥漫着浓重的“猫味”，满地猫毛，床上还残留着未清理的小猫尿渍。这是吴梅眼中女儿生前最后待过的地方。

△吴梅在打扫女儿生前躺过的床铺。

吴梅，1977年生于广东潮汕，育有一子三姐。1998年，女儿黄汶雯出生后不久便随母迁居深圳。吴梅当时在岗厦一商场经商，便将女儿带在身边。

吴梅的二姐及二姐夫张立也在该商场经营生意。吴梅回忆，姐妹间常互相照应，张立有时会带黄汶雯上楼做饭，甚至留宿。但张立对此予以否认，称自己店铺分散，忙碌至深夜，无暇顾及他人孩子，且与黄汶雯接触极少。

然而，吴梅表示，即便后来生意搬离商场，姐妹俩仍常约在海边见面，张立曾明确表示“最疼爱的就是我的女儿”。

黄汶雯自幼活泼聪慧，成绩优异，但进入初中后成绩骤降，频繁身体不适。吴梅曾担心早恋，提醒她“陌生人给的水不要喝”。

2012年7月，14岁的黄汶雯被深圳某医院诊断为重度抑郁。

△黄汶雯的初诊病历。

2018年，诊断变更为双相情感障碍。此后，黄汶雯多次尝试轻生均被救回。吴梅不解其因，女儿亦不愿多言。为防止女儿自杀，吴梅将药物藏匿，并夜间陪睡。

2022年1月，黄汶雯再次计划自杀。聊天记录显示，1月21日凌晨，黄汶雯告诉母亲“今晚不用和我睡了”，写道：“我知道我就是个事情很多的累赘……双相情感障碍的折磨很痛苦，你们一辈子都体会不到这种痛……”吴梅回应：“你给我一个交代，我就放你走。”

△黄汶雯和母亲的聊天记录。

那晚，母女长谈数小时，黄汶雯痛哭失声，甚至呕吐。吴梅称，女儿当时吐露，自己在七八岁时被二姨夫性侵。据描述，在二姨夫家，二姨在厨房炒菜，二姨夫开空调，黄汶雯躺在沙发上，二姨夫用白色毛巾盖住她并伸入手中。

吴梅记得那条白色毛巾，见过它盖在女儿身上的样子：“如果我女儿是乱说的，怎么会记得这些细节呢？”

在聊天记录中，黄汶雯多次自述小学时期遭受亲戚性侵、猥亵，并质问母亲：“我那时候那么小，你为什么不保护我？”吴梅当时无言以对，事后反思称：“我太愚蠢了，当时的认知不到位。”

△黄汶雯和母亲的聊天记录。

“失职”的母亲：非不愿报，实是不懂与恐惧

得知真相后，吴梅不断回想，自己错过了哪些信号？

据吴梅回忆，黄汶雯幼时常腹痛、做噩梦，半夜哭敲房门；四五年级时尿床，偷偷藏起湿裤子；曾发现女儿下体发红，误以为是上火。2013年，两家人同住一栋楼，张立常来家中做客，但黄汶雯反应激烈，质问母亲为何邀请他们，称“讨厌死了”。

△黄汶雯的书架。

直到2022年1月那晚，得知原委后，母女抱头痛哭并决定搬家。吴梅承诺：“不管发生什么事，妈妈都会陪你一起去面对。”

但她们并未报警。吴梅解释：“我不是不报警，是真不懂，遇到这样的事情也有羞耻之心，就连找人问问，我都不好意思开口。”她认为时间久远，口说无凭，对方不会承认。更深层的恐惧在于，担心报案后若无法立案，会导致女儿病情恶化，“我只求女儿平平安安，把这个事情忘掉，开始新的生活。”

在母亲的宽慰下，黄汶雯状况一度好转。经人介绍，她结识了大她七岁的谢家振，两人于2024年2月24日结婚。同年6月，黄汶雯在亲密关系中出现应激反应，自认“配不上人家”。吴梅只能劝慰：“孩子，这不是你的错。”

△黄汶雯和谢家振的结婚照。

迟到的正义：不予立案后的崩塌

2024年6月18日，在丈夫支持下，黄汶雯首次报警。警方对黄汶雯、吴梅及张立等人进行了笔录。

聊天记录显示，报案后黄汶雯质问张立：“直到2012年读初中我才意识到你对我的所作所为，你是不是该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？”张立向吴梅发消息称：“你的好女儿告我。”吴梅回应：“我女儿说到做到”。张立回复：“有什么办法能谈一下？”

△张立和吴梅的聊天记录。

最终，因无法证实犯罪事实，警方作出不予立案决定。张立一家指责母女“敲诈勒索”，称吴梅欠债且与家人断绝关系，他们曾接济母女，却遭反咬。

△不予立案通知书。

黄汶雯的精神状态迅速恶化。病历显示：
* 6月25日：“最近一个月来病情逐渐稳定……未引出幻觉妄想等症状”；
* 7月5日：“最近一个月来病情不稳定，存在明显的抑郁和焦虑情绪，伴头疼，胸闷等躯体症状”；
* 8月11日：“最近一段时间来情绪不稳定，被他人辱骂后病情加重，波动大，睡眠不好”。

2024年12月11日晚，吴梅收到女儿消息：“妈，我要走了。”赶回家时，黄汶雯已服药过量，抢救无效去世。

△黄汶雯和母亲的聊天记录。

黄汶雯曾对母亲说：“如果能立案，这个阴影我这辈子都忘不掉，但至少心里那根刺能被拔掉。”

黄汶雯去世后，吴梅劝慰谢家振：“希望你能早日走出来，找到一个相爱的对象结婚。”谢家振未语，每周坚持来吴梅家吃饭。2025年4月11日，吴梅因事去广州，未邀谢家振。当晚，谢家振留下遗书后自杀。

△谢家振的遗书。

直面悲剧：从赎罪到倡导

吴梅与其他类似案件受害者家属互相支持。她们交流心理状况与案件进展，更专注于行动。吴梅向律师请教：被性侵后如何固定证据？报案需准备哪些材料以提高受理率？

一位律师曾提出设想：研发一款仅监护人可控、防破坏、长续航的儿童录音穿戴设备。吴梅次日便前往华强北咨询电子厂商，虽知实现困难，但她认为“好多遭遇性侵的孩子就苦于没有证据”。

相比事后取证，吴梅更强调事前预防。她报名学习儿童防性侵课程，立志成为讲师。她带着女儿的案例，多次走进学校、社区和妇联，呼吁加强性教育，特别是针对幼儿园和小学阶段：“一般坏人会以游戏、买糖果的方式哄骗小朋友不能说出去，家长们都要告诉小朋友如何辨别和防范性侵害，越是不能说的事情越要告诉大人。”

她的社交平台后台塞满了求助私信，吴梅尽力给予回应和安慰。

“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我现在只能做点事情来赎罪。”吴梅说。当一位曾遭姑丈性侵的女孩犹豫是否报案时，吴梅分享了女儿的经历，并反复叮嘱：“无论如何，你不要死。”这是她来不及对女儿说的话。

△吴梅在喂养女儿生前留下的猫。

无视质疑：希望其他孩子不要走老路

目前，吴梅仍希望重新立案。张立态度强硬：“你问她有没有证据，没有证据就是诽谤，我现在准备起诉了。”吴梅回应：“那就让他去起诉吧，我可以面对他。”

广东广之洲律师事务所律师黄华指出，此类案件取证存在天然困难：儿童认知表达有限，易受诱导；案件多发生在隐蔽场所，缺乏目击者与监控；熟人作案多用哄骗，暴力痕迹及物证少，家长缺乏保全意识，物证易随时间消失。

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律师史艺鸣表示，童年性侵案件成年后报案，间接证据包括日记、载明精神问题的就诊记录及亲友证言。被害人陈述至关重要，但详尽回忆可能造成二次伤害。近年来，国家重视未成年人保护，《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》第三十条已明确未成年被害人陈述的采信标准。

史艺鸣强调：“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，间接证据越多越好……如果间接证据很少，形成完整证据链的可能性就更小了。”

近日，吴梅提供了一段与黄汶雯主治医生的通话录音。录音中，医生起初表示“记不清楚”，后想起黄汶雯曾提及“亲戚对她不好了，猥亵女童之类的”。

“我是一个失职的母亲。”吴梅在直播间中不断重复这句话。尽管因未及时报案遭受人身攻击，她仍坚持发声：“哪怕天天被人骂，我也要把我家两条人命的教训说给所有家长听，不能再有孩子走我女儿的老路。”

潇湘晨报·晨视频实习记者吴昀 记者曹伟